原标题:周伟平:一路循证闯禁区
□ 林峰
每年的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。时至今日,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(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)肝外三科主任医师周伟平教授依然记得,28年前自己主刀全国第一例腹腔镜肝脏肿瘤切除术的情景:“手术做了3个小时,很成功。为了防止术后出现问题,我监护了患者整整一夜。”
自那以后,周伟平的名字常常与“疑难”挂钩。他和团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、军队医疗成果奖一等奖等重要奖项。国际国内肝癌治疗方面有争议的问题、高难度的手术……一次次在他手里取得了突破。他站在手术台方寸之间,也站在肝癌诊疗的前沿;他亲手挽救患者的生命,也为更多的患者而迎难而上,多次“刷新”指南和专家共识,推动肝癌诊疗的进步。
一个新理念的诞生,提高了肝癌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。
任何一个对肝胆疾病有基本了解的医生和患者,对核苷类抗病毒药物都不会陌生。但在周伟平手里,“小药”却有了大用处。比如:显著降低肝癌术后复发率,提高生存率达15%,减轻肝组织炎症,改善肝纤维化,降低终末期肝病死亡率。
“肝癌的手术技术在不断进步,但是术后5年生存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进入了‘平台期’。”在对既往4000多例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后,周伟平发现,乙肝病毒DNA浓度是一个关键因素。
“我们发现,有乙肝背景的肝癌患者,即使术前病毒载量非常低,没有达到用药指征,由于手术的创伤会激活相当一部分患者体内的病毒,也会导致术后复发。阻断炎-癌通路转化,就能降低复发。”周伟平说。
这一发现非常关键。因为我国大约80%的肝癌患者都有慢性乙肝背景。而反过来,乙肝又是肝癌最直接的高危因素。周伟平提出了“抗癌与抗炎并重”的新理念,发布了国际上第一个肝癌抗病毒专家共识,研究成果被多个国际国内相关指南引用,使得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显著提高。
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往往不在矛盾最激烈的地方,而是要找到问题的痛点。周伟平认为,这个研究成果是外科医生从局部治疗向系统治疗的一个转化,跳出了外科医生固有的“手术-复发-再手术”的思维模式,将视野投向肝癌的发生机制与肝脏的微环境,从而对肝癌进行系统的研究。
早期、快速、长期抗病毒治疗加上手术技术的不断改进,周伟平发现,在肿瘤大小、个数、分期等其他条件都没有明显差别的情况下,近年来的肝癌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已经比10年前增加了15个百分点。
“对优秀医生而言,指南不是天花板,往往只是地板。”
“针对临床中发现的问题,通过基础研究或者大数据研究,提出解决方法,然后再回归临床、服务临床。”这是周伟平从医30多年来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。
“这种思维的养成和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平台有关。”周伟平1979年考入第二军医大学,1984年以5年全年级第一的成绩留在当时的长海医院肝胆外科。
周伟平是个比较沉默的人,他喜欢默默地观察和思考,从不盲从权威。30多年来,依托医院的优质平台,他以实践研究,解决了多项肝癌治疗方面的国际争议,确立了一套以循证医学证据指导下的肝癌治疗模式,极大地提升了我国肝脏外科的国际地位。
他强调以切缘为本的肝癌切除新理念,解决了国内外关于肝癌应该采用“解剖性切除”还是“局部切除”的争论。他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,只要保证切缘干净,不同的患者可以采用不同的切除方法,不会影响术后复发率。
对于晚期没有手术切除机会的肝癌,医学界常常采用肝动脉栓塞化疗(TACE)来缩小肿瘤体积,控制肿瘤发展。由此,国际上提出了“可切除大肝癌术前是否要TACE”的争论。
周伟平选择通过研究去验证。他率先开展了“可切除大肝癌术前TACE对术后复发影响的前瞻性对照研究”。结果发现,术前TACE不仅不能降低术后复发率,反而因为化疗损害了肝功能,可能导致部分患者因肿瘤扩散而失去手术切除机会。由此,周伟平得出了“可切除大肝癌术前不建议行TACE”的结论,获得了国际的广泛认同,并被写入多个国际肝癌诊疗指南。
他挑战国际权威,开展了国际上第一个多发性肝癌的手术切除与TACE的随机对照研究。结果发现,对于多发性肝癌,手术效果优于TACE。研究结果被多个国际指南引用,BCLC(巴塞罗那)指南也增加了“如果对患者的治疗有益,可以选择有益于患者的治疗方法”的结论。
这个研究成果论文发表在权威杂志JHepatology上。论文发表时配发的专家述评评价说:“对于从临床出发,解决临床问题、服务于临床的优秀医生而言,指南不是天花板,往往只是地板。”
“如果我觉得患者有机会治疗,那一定会想办法给他治。”
周伟平是一个务实的人,在他的心目中,手术做得好依然是第一位的。提高手术成功率,减少手术并发症,降低术后复发率,始终是检验创新的标准,也是攻克肝癌治疗难题的终极目标。
在这天的手术日,周伟平安排了两台手术,这两台手术都不简单。其中一台手术的患者是一位66岁的老人,肝脏肿瘤切除后复发,周伟平准备给他开“第二刀”。肿瘤靠近右肝静脉和下腔静脉,还侵犯了膈肌。周伟平小心地切除了肿瘤和部分膈肌组织,整个过程只看到医生的双手专注、稳定而快速地操作,手术室安静到只有监护器“嘀嗒”的声音。
“随着医院平台的知名度越来越高,我们遇到的疑难病例也越来越多。一些被当地医院判定不能手术的患者,都希望到我们这里来求得一个‘最后的结论’。”周伟平坦言,这些年做的高难度手术数量明显增加了。同时,年纪大的、合并严重肝硬化的患者数量也明显增加了。
“我这人比较实在,如果我觉得患者有机会治疗,那一定会想办法给他治。”周伟平一贯显示出勇闯禁区的勇气与担当。
随着肝脏手术“禁区”不断被打破,周伟平把目光瞄准了更复杂的肿瘤。“在肝脏手术中,比较难切除的肿瘤一般位于中肝叶和尾状叶,它们会压迫下腔静脉或者肝静脉,术中容易引起不可控制的大出血或者空气栓塞。”所以,要突破手术的难度,必须要很好地阻断肝静脉。
“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复习肝脏的解剖,在标本上做实验,最终很好地分离出肝静脉,大大提升了复杂肝脏手术的成功率。”周伟平说。
为了降低该术式的难度,使得这一术式得以更好地推广,周伟平还在国际上首创前入路Anterior approach法肝静脉钳夹阻断法,并设计研制了肝静脉阻断钳(实用新型专利),提高了第二肝门区肿瘤切除率。在此技术基础上,周伟平改进了特殊部位肿瘤的切除方法。
“有一些肿瘤长在肝脏正中间,肝静脉和下腔静脉之间,以前常规切除,需要把半肝切除,才能切掉肿瘤,这样患者身体损伤很大,而且术后容易发生肝衰竭。周伟平想到从肝脏中央入手,把肝脏从中间分开,翻开来后,把肿瘤沿着肿瘤与血管之间完整地分离出来。这样不用切掉半肝,损伤最小。”手术室的护士形象地把这一术式称为“取蛋黄手术”。
说来简单,做起来却十分复杂。但就是在这样不断转换思路中,勇闯“禁区”,一系列新技术、新通道也得以创造和推广。
广角让人看到更大的范围,长焦则让人专注于细节。治疗疾病也一样。
作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,周伟平面对每一个具体的患者时,首要考虑的并不是要怎样千方百计地进行手术切除,而是这个手术能否让患者获益。
他常常告诉团队里的年轻医生,外科医生要成为一个“会拿刀”的内科医生。随着新技术、新方法和新成果的出现,光靠一把手术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,肿瘤治疗最终的解决方法一定是多学科共同努力的结果。
周伟平最近的一个研究方向是统计肝癌患者术后1年以内的复发数据,然后根据引起复发的明显因素建立模型,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评估患者的复发风险,从而个性化地选择是否采用手术进行治疗。
“比如伴有门静脉癌栓的患者,我们研究发现,这样的患者术后1年的复发率达到70%以上。对这样的患者而言,手术就不是最优的选择,我们可以考虑采用介入、放疗、靶向、免疫治疗等手段,先将癌栓控制住,这样复发率就明显下降。”周伟平与患者的交流和他的手术一样严谨而沉稳。他会跟患者分析肿瘤属于哪个分期,肝脏功能情况怎么样,一一向患者介绍目前的治疗方法,和患者一起来选择最合适的治疗方法。
周伟平认为,治疗最后的决定权属于患者,但是医生一定要把病情交代清楚,把专业的意见告诉他。在考虑治疗方案的时候,周伟平也会将患者的个体情况一并考虑进去。比如对经济情况比较一般的患者,他就会选择代价更小的方案;而对年轻的患者,他则会采取更为积极的治疗:“虽然有时候要冒一定的风险,但我觉得值。毕竟患者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”
业余时间,周伟平爱好摄影,尤其擅长拍摄风景。他认为,广角能让人看到更大的范围,而长焦则让人专注于细节。治疗疾病,也是一样。微观是宏观的基础,越是深入,越是细微,也就为认知和治愈疾病带来越多的可能。而只有把握全局,才能明了应该往什么方向深入下去做研究和努力,能最终为提高肝癌的临床治疗效果服务,让患者真正地获益。
(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供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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